最后一个客人终于走了。
沈夜舟关上大门，门锁咔嗒一声扣死，整栋房子像被抽走了所有声音，客厅里杯盘狼藉，茶几上横七竖八地摆着没倒干净的白酒杯，半碟花生米泡在洒出来的啤酒里，空气中弥漫着白酒的辛辣、红烧肉的油腻和香烟燃尽后的焦苦味，餐桌上的转盘还停在最后一个人夹菜的角度，几只筷子架在碗沿上，像战场收兵后遗落的兵器。
沈夜舟没急着收拾。
整个晚上，从第一杯酒端起来开始，脑子里就一直在转另一件事。
客厅的中央空调已经关了，闷热像一块湿毛巾捂上来，七月末的江南，白天三十八度，入夜之后也不见凉快多少，空气黏稠得像化开的麦芽糖，沈夜舟站在玄关，听见外墙空调压缩机嗡嗡地震动，窗外的蝉鸣一阵一阵涌进来，密密匝匝，像永远不会停歇的潮水。
客厅沙发上，沈正邦歪在靠垫里，脑袋仰着，嘴半张，已经开始打鼾了，西装外套不知道什么时候脱掉的，衬衫前襟敞开两颗扣子，露出微微发福的肚皮，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像一条没人要的抹布，手里还攥着半杯没喝完的茶，茶水随着鼾声的起伏微微晃动。
“爸，上楼。”
沈夜舟走过去，弯腰把那杯茶从老头子手里抽出来，放在茶几上。
沈正邦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听不清，大概是“再来一杯”或者“那个合同”之类生意场上的车轱辘话。
“酒喝完了，客人都走了，上楼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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