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翼柯在东京重新开始生活，从一家livehouse的地下室开始。
地下室不是他以前在上海那种有隔音棉、有喷漆铁门、有歪扭骷髅头鼓面的地下室。
那有窄的、闷的、堆满了酒箱和废弃音响的过道，他每天傍晚从租住的公寓出发，骑一辆从二手市场买来的破自行车，穿过涩谷十字路口的人潮，拐进一条挂满了居酒屋灯笼的小巷，在后门把车锁好，推开那扇贴着无数乐队贴纸的铁门。
他的工作是帮演出乐队调音、搬设备、在散场后把地上的啤酒罐和烟头扫干净。
偶尔缺贝斯手的时候他会顶上去，弹一整晚，演出结束了领一沓不厚的日元，在便利店买两个饭团和一瓶矿泉水，骑车回家。
他没有再组乐队。那把从上海带来的吉他收在琴盒里，塞在床底。琴弦上上次换完以后就没有再换过，琴身上开始落一层薄薄的灰。
他不是不想弹——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他从睡梦中醒过来，会本能地伸手去够床底的琴盒，手指已经摸到搭扣了，然后他会停住。
在黑暗里坐一会儿，把手收回来，翻个身继续睡。
那些没有名字的曲子还留在五线谱上，没有录，没有弹，没有唱给任何人听。
它们在琴盒里和他一样，被时间和距离封存了起来。
戒毒的事，反反复复。
再次戒断是在他来日本半年后——他妈妈在东京郊外找到了一家专门治疗药物依赖的诊所，环境很好，窗外能看到一小片竹林。
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每天早上起来吃药、做检查、接受心理咨询，下午在活动室里对着窗户发呆。
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跟他说，生理依赖已经基本清除了，但心理依赖可能会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也许会反复。
他点了点头，把医嘱折好放进口袋。
他确实反复过。
在livehouse的工作环境里，接触到那些东西太容易了——乐队巡演结束后总有人在后台分发一些“提神”的东西，他推过很多次，推到最后对方都不好意思再给他了。
但有一个深夜，他一个人搬完设备回到空无一人的地下室，腰疼得直不起来，手指关节被音箱边角割了一道口子，血干了以后和灰尘凝在一起。
他看着自己手指上那道伤口，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地下室的排练，想起了天台上的火烧云，想起了砂锅米线店里沸腾的白汽，想起了金吉被按在地上时红得快要滴血的眼睛，想起了陶叶从出租车后窗里回头看他时那个被霓虹灯照得五颜六色的侧脸。
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
那个号码是他在上海城东酒吧里认识的花衬衫男人给他的，他到东京以后一直存在通讯录里，没有删。
他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屏幕按灭，站起来去便利店买了一包最普通的七星烟，坐在路边抽了一整包。
那是他来日本以后离复吸最近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想碰那些东西。
天亮以后他把那个号码从通讯录里删了。
除了那次陶叶和美玲姐见面意外遇见他以外，他还见过陶叶最后一次。
是在银座的街头，他来帮一个朋友开的中华料理店送外卖。
那天傍晚的夕阳很好，把整条街染成了浅金色，和上海天台上那种橘红色的火烧云不一样——更淡，更薄，像一层被水稀释过的蜂蜜。
他骑着自行车等红灯的时候，看到对面人行道上走着一对夫妻。
女人穿着米色的风衣，头发盘起来，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纸袋上印着一家百货公司的logo。
男人走在她旁边，比她高半个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着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是暗红色的，头发梳得很整齐。
他低头跟女人说了句什么，女人微微侧过头去听，听完笑了。
她的笑容很得体，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不像在地下街砂锅米线店里被金吉的虎牙逗笑的、毫无保留的笑，这是一种更成熟的、更稳重的、属于一个成年女人的笑。
那是陶叶。
叶翼柯的脚撑在人行道上，自行车停在路口，身后等红灯的汽车按了一声喇叭。
他没有动。
他看着陶叶和她的丈夫从他面前不到三米的地方走过去，那个男人手里还拎着另一个纸袋，上面印着婴儿用品店的logo。
他们没有看到他。
他穿着一件洗得有点褪色的灰色工作服，胸口印着那家中华料理店的名字，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
他和东京街头任何一个送外卖的中国人没有区别。
红灯变绿了。他身后那辆汽车又按了一声喇叭。他回过神来，脚下用力一蹬，自行车拐进了旁边的岔路。他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他回到公寓，从床底把吉他盒拉出来。
盒子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用袖子擦了擦，然后打开搭扣，把吉他拿出来抱在怀里，对着窗外涩谷的夜空。
他没有弹任何曲子，只是坐在那里，手指放在琴弦上，没有按下任何品格。
霓虹灯光从推拉门的磨砂玻璃外面透进来，在他脸上流转——蓝色，红色，绿色。
那把吉他的琴颈上有一道很细的裂纹，是第一次从上海带到东京时被托运摔的，他一直没修。
他又开始买洛丽塔裙子。
以前在上海，他每买一条裙子都觉得自己在靠近她一步，那条浅蓝色绣小雏菊的他送给她了，后来陆续买的粉的蓝的白的黑的都封在纸箱里，从来没有送出去过。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买裙子不是为了送，是为了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理由。也许是为了证明他还记得，也许是为了完成某种仪式，也许只是习惯了。
他跑遍了原宿和表参道所有的洛丽塔店铺，每次发工资以后留下房租和饭钱，剩下的全部换成了裙子。
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把它们封在纸箱里，而是把每条裙子都用衣架挂起来，整齐地挂在衣柜里，和上海公寓角落那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纸箱形成了某种无声的对照。
但他始终没有去邮局。
每条裙子的收件人地址他都能默写出来——地下街那个地址，她家服装店的地址，哪怕他知道她已经不住在那里了。
但他没有寄出过一次。
因为他不知道寄到了以后，签收的人是谁。
是一个已经搬走了的女孩，还是一个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
他不知道的是，陶叶在日本的时候也去过那家原宿的洛丽塔店。
他们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季节，站在同一个橱窗前，看着同一条奶白色的裙子。
橱窗的玻璃映出她的影子——米色风衣，低马尾，平底鞋，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着粉色洛丽塔、手里拎着两颗白菜挡在打架人群面前的女孩了。
她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她没有走进去。
店员们后来偶尔会谈起那个总是来买裙子的中国年轻男人——他瘦瘦的，不太说话，来了就在店里转很久，然后买一条裙子离开。
她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不知道他为什么每次都买同一条奶白色的绣玫瑰花的裙子。
她们只知道后来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最后一条裙子是那年秋天买的。
奶白色的，裙摆上绣了一圈小小的玫瑰花，领口缀着一个绸缎的蝴蝶结。
和他多年前送给陶叶的一模一样，和他站在涩谷那家店铺的橱窗前跟陶叶说“你穿肯定比她好看”时指着的那条一模一样。
他把裙子拿回公寓，没有像其他裙子那样挂进衣柜里，而是叠好放在背包里。
然后他坐在矮桌前，拿出那张三个人的合照——天台上，金吉搂着陶叶的肩膀，虎牙露在外面；陶叶站在中间，歪着脑袋笑；他站在旁边，难得地笑了，但眼神是偏的，在看她。
照片边缘已经起了毛，是他在上海那套公寓的地上捡起来以后一直带在身边的。
他把照片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字迹很用力，和他在那张白色光盘上写“叶子”和“金吉”时一模一样的力道，笔画的边缘能看出轻微的颤抖。
“叶子，我要回国了。我有话跟你说。等我。”
他戒毒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他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那把从上海带来的吉他没有卖，但其他的东西都处理干净了。
他去工地搬砖，在太阳底下干了一整个夏天的体力活，晒黑了很多，但身体比以前结实了，手腕上的留置针痕迹终于完全消退了。
他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建筑公司里做临时工，工头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弹吉他的。
工头笑了，说弹吉他的来搬砖，手不要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茧还在，指节还是修长有力，但比以前更粗糙了，掌心多了几道搬砖磨出来的新茧，和弹吉他的旧茧叠在一起。
他说，没事，我现在需要的是力气，不是技巧。
攒够了机票钱的那天傍晚，他去便利店买了一个饭团和一瓶矿泉水，坐在涩谷十字路口旁边的台阶上吃。
他吃的很慢，看着面前来来往往的人群——穿西装的男人，穿校服的学生，提着购物袋的女人，牵着手的情侣。
然后他站起来，把矿泉水瓶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往车站方向走去。
出事的傍晚，他刚从工地下来，衣服上还沾着水泥灰。
他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那张三个人的合照、和那条叠得整整齐齐的奶白色洛丽塔裙子。
他走在涩谷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准备去机场。
霓虹灯刚刚亮起来，电子大屏正在播放某个偶像团体的新歌MV，涩谷109大楼的灯光把整个十字路口照得像白天一样亮。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女孩。
她站在人行道边缘，穿着一条粉色的洛丽塔，裙摆层层叠叠，和她第一次在派出所门口见到陶叶时穿的那条几乎一模一样。
她低头看手机，耳机线垂在裙摆旁边，粉色的蕾丝和蝴蝶结在霓虹灯下泛着柔和的光。
她没有注意到信号灯已经变了。他没有犹豫，冲上去一把推开了那个女孩。
那辆货车撞过来的时候没有减速。他的身体被撞飞出去，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然后重重地落在斑马线上。
背包从他肩膀上滑落，里面的裙子散落出来，白色的裙摆铺在灰色的柏油路面上，绣着的玫瑰花在霓虹灯下一朵一朵地亮着。
他最后看到的画面不是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而是最安静的时刻。
不是派出所门口的初遇，不是巷子里的血和钞票，不是地下室里的嘶吼和吉他弦的震动，不是砂锅米线店里沸腾的白汽和那句“你吃东西怎么跟猫似的”，不是天台上那个吻和那句“去我那里”——而是天台。
橘红色的火烧云从西边烧到东边，把整座城市都染成了暖色。
金吉坐在矮墙上，手里举着一罐啤酒，虎牙露在外面，嘴里嚼着口香糖。
陶叶站在矮墙边上，歪着脑袋笑，裙摆被晚风吹得一晃一晃。
而他坐在角落里，抱着吉他，手指按在琴弦上，正要弹那首还没有名字的曲子。
他没有弹完。吉他最细的那根弦断了，发出一声清脆的、像水滴落在水面上的声响。
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消息传回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了。
叶翼柯妈妈从上海打电话给陶叶——她已经回了东京，嫁给了一个日本律师，生了两个孩子，搬去了东京郊外一栋独栋房子里。
那天陶叶正在帮小儿子换尿布，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亮起来的时候她手上全是爽身粉。
她接起来，电话那头是叶翼柯母亲的声音，不是哭声，是一种被巨大的悲痛压扁了的平静，好像她这些天哭了太多，已经没有眼泪可以流了。
她说翼柯走了，在涩谷，为了救一个穿洛丽塔的女孩。
陶叶没有哭。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继续给儿子换尿布。
小儿子在床上蹬着腿咿咿呀呀地叫，她用沾满爽身粉的手指把纸尿裤的魔术贴撕开，贴上新的，把旧的卷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厨房，倒了一杯水。
水从水壶里倒进杯子，她的手很稳，没有洒出一滴。
她低头看着杯子里微微晃动的水面，忽然想起来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在派出所门口叫她“穷逼还有这么漂亮的马子”时，她心里那种复杂的厌恶。
那时候她不知道那句话里藏着一个男孩在浴室里差点被侵犯后攒了八年的所有防御机制——把所有柔软的东西都压成冷漠，把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说成不想要。
现在她知道了。
可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三个月后，一个跨国包裹寄到了她东京的家里。
寄件人是叶翼柯的母亲，盒子里是几条洛丽塔裙子——不是叶翼柯在日本买的那些，是他母亲在整理他遗物时从上海那套公寓的储物间里翻出来的。
那个纸箱，封了好几层胶带，里面是多年前他没有送出去的那些裙子。
粉的，蓝的，白的，黑的，每条都叠得整整齐齐，吊牌还在，防尘袋上落了一层灰。
最上面放着那条新买的奶白色绣玫瑰花的，和他出事那天背在包里的那条是同一个款式。
叶翼柯的母亲附了一张便签：“翼柯走之前放在公寓里说以后要带回国的。我想，他应该是想给你的。”
裙子和裙子中间夹着一张照片。
三个人的合照，天台上，火烧云。
金吉搂着她的肩膀，虎牙露在外面。她站在中间，歪着脑袋笑。叶翼柯站在旁边，难得地笑了，但眼神是偏的，在看她。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字迹很用力，笔画的边缘能看出轻微的颤抖——
“叶子，我要回国了。我有话跟你说。等我。”
她没有哭。
她哭不出来了。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窗外，东京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了橘红色，和高架桥上驶过的电车轰鸣声混在一起。
和很多年前天台上那片火烧云的颜色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