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是地下街有史以来最安静的一个夏天。
日光灯管还是那排日光灯管，有几根坏了的终于换了新的，不再闪了，但新灯管的色温和旧的不一样，冷白里偏青，照在走廊的水泥地面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老王店里的音箱音量调低了一半，陈奕迅的《十年》终于被换掉了，换成了一盘新买的盗版合辑，第一首是朴树的《那些花儿》，第二首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翻来覆去地放，放到后来连老王自己都忘了歌词是什么。
但地下街的安静不是因为日光灯管换了，也不是因为老王的音箱调低了音量。
是因为金吉那辆改装摩托车的引擎声消失了。
那辆红黑色的、排气管换了粗管的、发动起来整条走廊都在震的摩托车，自从那天傍晚金吉把它从派出所门口骑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发动过。
它停在地下街入口旁边那个老位置上，轮胎底下压着一层从入口吹进来的梧桐叶。
先是嫩绿的春天的叶子，然后是深绿的夏天的叶子，最后是一片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枯黄的叶子。
没人去扫，也没人去碰。
金吉不进车间了，也不去修车铺了。
职校那边请了假——他哥帮他请的，说家里有事。
金吉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窗帘拉着，门关着，偶尔出来上厕所，偶尔去厨房倒一杯水，偶尔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坐在床沿上盯着手里那只歪歪扭扭的“金”字头盔发呆。
金吉爸金妈从深圳赶回来了，金吉妈一进门就看到卷帘门紧闭、儿子房间的门关着、门口放着一盒没动过的盒饭，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端着刚炖好的排骨汤去敲门，敲了很久里面才应了一声——“放着吧。”隔着门板传出来的声音又闷又哑，金吉妈端着那碗排骨汤的手微微发抖。
陶叶每天去收饭盒的时候会远远看一眼那辆停在入口旁的摩托车。
黑色的头盔还挂在车把上，“金”字被风吹日晒得又淡了一点。
金吉以前每隔几个月就会拿白漆重新描一遍那个字，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描过了。
她站在摩托车旁边，伸手把头盔上的落叶一片一片摘掉。
梧桐叶子已经脆了，一捏就碎，褐色的碎片从她指缝间簌簌地掉下来。
她低头看着自己身上那件最普通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衣柜里那三条洛丽塔裙子——粉色那条是美琳姐做的，浅蓝那条是叶翼柯送的，鹅黄碎花那条是金吉买的。
三条裙子并排挂着，挂了一整个夏天，她一次都没穿过。
每天早上打开衣柜拿T恤的时候会看到它们，然后把柜门关上。
她不再去天台了。
也不再接叶翼柯的电话。
叶翼柯打过很多次，她每次看到屏幕上那串没存名字但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号码亮起来，都只是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放在柜台上，等它震完了，再把手机翻回来。
短信也来了一些，她没回。
不是不想回，是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回。
金吉他哥找过她一次，他在服装店门口站了很久才走进来，没有骂她，没有指责她，只是坐在柜台旁边的塑料凳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磨得鞋底都快平了的皮鞋。
他比金吉大，戴着眼镜，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臂上沾着粉笔灰——他在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做助教，晚上还要去图书馆打工。
他跟陶叶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金吉，因为他在金吉最需要榜样的时候不在他身边，只能在电话里骂他不上进。
但金吉不上进不是因为懒，是因为金吉从来不觉得未来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直到陶叶点头说“好”的那天晚上，金吉给他打电话说“哥，我有女朋友了”，语气里的高兴比小时候收到第一辆玩具摩托车还多。
现在那些期待都没有了。
“我不是来怪你的，”金吉他哥说，声音很轻，和他骂金吉时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调完全不同，“我就是想问问你，金吉他——他以后怎么办。”他没有等陶叶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他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那小子从来没哭过。我骂了他十几年他都没哭过。”
而叶翼柯是在这年夏天被送进医院的。
不是他主动去的——他在公寓里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水，躺在沙发上，反复地看手机里那张从照片上剪下来的陶叶的侧脸。
她闭着眼睛，睫毛低垂，枕着他的枕头。
这张照片是他唯一没有删掉的——他把原版照片给金吉看了以后，在回来的出租车上把所有的照片都删了，唯独留了这张。
他把陶叶的侧脸设成了手机壁纸。他妈妈来看他的时候，他用抱枕挡住茶几上那张没藏好的白色纸片，但她已经看到了。
她看到的不只是那张纸片，还有他瘦得只剩骨头的脸，还有他眼神里那种比冬天更灰的东西。
她当场打了个电话给她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丈夫是医院的内科主任。当天晚上，一辆救护车停在了老居民楼下。
洗胃的过程叶翼柯不记得太多。
他只记得冰冷的橡胶管从喉咙里插进去的感觉，记得自己条件反射地干呕，记得护士按着他的肩膀说“别动别动”，记得天花板上日光灯管和地下街的嗡嗡声一样刺耳。
然后就是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床单，消毒水的气味，和他十几岁被摩托车撞伤膝盖那次住院闻到的气味一模一样。
他妈妈坐在病床边，脸上的妆全哭花了。
她握着他的手，那只手以前弹吉他的时候手指修长有力，现在只能无力地搭在白色被子上，手背上的青色血管清晰得像一张褪色的地图。
“翼柯，”她说，声音在发抖，但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很平静，“妈妈带你去别的地方好不好？去日本，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去日本吗？去看医生，去换个环境——妈妈求你了。”
叶翼柯转过头来看她。
她的眼眶红红的，法令纹比同龄人深得多，但依然是个漂亮的女人。
她的手很小，握着他的手的时候用力到指甲都泛了白，好像怕一松手他就会消失。
他想起小时候她也是这样坐在他床边——他发烧的时候，他被摩托车撞伤膝盖缝了三针的时候，他刚从派出所被放出来她来接他的时候。
她总是在他受伤的时候出现，但她从来不知道怎么阻止他受伤。他自己也不知道。
“妈，”他说，声音还是很轻，但比前几天有力气了一点，至少能说完整的一句话了，“我没事。”
他没有答应她去日本。
他也没有说不去。
他只是转过头继续看着天花板，手指在她手心里轻轻动了一下，像是想握回去但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握。
出院以后，叶翼柯没有回地下街。
他妈妈把他接回了美容院楼上的那套两居室，每天盯着他吃饭吃药。
他慢慢能吃东西了，先是粥，然后是面条，然后是米饭。
体重回来了一些，但还是很瘦。
他在地下室里弹断了的那把吉他被他的鼓手修好了，重新上了弦送到他公寓门口。
他打开门看到那个黑色的吉他盒靠在走廊墙壁上，上面贴了一张便签——“鼓手留：叶哥，等你回来排练。”他把吉他盒拎进房间，放在角落里。
没有打开。
他开始给陶叶寄明信片。
不是信，是明信片。
每一张都是日本原宿的街景——五颜六色的店铺招牌，穿着洛丽塔的女孩走在阳光下的竹下通，表参道两旁的榉树和玻璃橱窗。
他以前在陶叶房间的墙上看到过这些图片，那是美琳姐从日本寄来的杂志上剪下来的，被她贴在床头，边角都贴皱了。
他买明信片的地方是城东一家专门卖进口文具和明信片的小店，他在康复期间每天下午会出门走一段路——医生说他需要适当的运动——然后就走到了那家店门口，挑一张原宿街景的明信片，付钱，回家。
他不写任何字。
只在背面写上陶叶的地址——地下街服装店的地址，他能默写出来，和他在派出所门口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挡在面前的那个位置一样清楚。
然后贴上邮票，投进邮筒。
寄出去的不是信，是一份无声的答案。
他还活着，他没有再碰那些白色粉末，他记得她说的那句话——“你答应我。”
陶叶每隔一两周就会收到一张。
她从一堆服装批发订单和缴费单里翻出这些明信片，每次看到那个没有署名但一眼就能认出的字迹，心跳都会漏一拍。
她把它们按日期排好，收进衣柜最深处，和那条再也穿不下的粉色洛丽塔放在一起。
她没有回信，但她也没有扔掉任何一张。
金吉收到的不是明信片，是一张光盘。
那张光盘没有封套，白色的盘面上用黑色记号笔写了两个字——“金吉”。
字迹和陶叶收到的那张光盘上的“叶子”出自同一只手，只是这两个字写得更用力，笔画的边缘有轻微的颤抖，像是写字的人把手腕按在桌上用力到指节发白才写下来的。
大刘把光盘交给他的时候，说是叶翼柯托人转交的。
金吉接过来的时候面无表情，只是看了那张光盘一眼，然后放在床头柜上，放了三天没动。
第四天晚上，他终于把光盘放进了DVD播放机里。
十四寸的电视屏幕上先是一片黑，然后出现了一行字，白底黑字，没有音乐，没有画面，只有一段录音。
一把吉他，没有歌词。
旋律很轻很柔，像有人用指尖蘸着月光写字。
金吉认得这段旋律。
那是天台上的火烧云，是三个人挤在一起的歪歪扭扭的字，是砂锅米线店里沸腾的白汽和第三把椅子上那个总是迟到的人。
那是叶翼柯写的《地下街的天使》。
录音的质量不太好，能听到背景里有细微的沙沙声，大概是他在公寓里拿录音笔录的，旁边可能还放着一杯没喝完的水，窗外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声响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
吉他声从头到尾只有一把，没有贝斯，没有鼓，没有地下室里那种嘶吼的摇滚，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关了灯的房间里，对着录音笔录完了这首他写给她的曲子。
曲子放完以后，光盘里还有一段空白。
大概十几秒，只有录音笔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窗外汽车的鸣笛。
然后叶翼柯的声音响起来了。
“这首曲子叫《地下街的天使》。”停了很久，像是在想措辞，又像是在等自己的声音不发抖了再说下去，“写的时候没想到会写成这样——最开始只有一段旋律，在天台上弹给陶叶听的时候还没有名字。后来金吉说叫《砂锅米线之歌》，我觉得太蠢了。”又停了一下。
沙沙声还在继续。
“对不起。这三个字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说。派出所门口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后来又在你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你不欠我什么，陶叶也不欠我什么。”他的声音在这里顿住了，像是在看着什么——也许是窗外地下街的方向，也许是录音笔上跳动的红点，“我走以后，你好好照顾她。她不知道什么是喜欢，但她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你比我更早明白这个。这个曲子是写给她的，也是写给你的。天台上那个位置，以后都是你的了。”
录音在这里结束。没有再见，没有署名，只有戛然而止的沙沙声和电视屏幕上跳出来的“播放完毕”四个字。
金吉对着屏幕坐了一整夜。
他把遥控器拿在手里，反复地按重播键。
第一次从头到尾又听了一遍，第二次只听那首曲子的吉他部分，第三次停在他叫陶叶名字的那一句。
凌晨三点的时候他把光盘退出来，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白色的盘面，黑色的“金吉”两个字，背面反射着电视屏幕的微光，能看到他自己的脸映在光盘上，眼睛是红的。
他没有把光盘放回封套里，而是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和那只还在转圈的音乐盒并排放在一起。
三个人在同一座城市的三个不同的角落里，各自熬着各自的夜。
金吉的房间里，电视屏幕已经蓝屏了很久，他坐在床边，手里的遥控器早就没电了。
叶翼柯的公寓里，他坐在阳台的折叠椅上，吉他盒靠在旁边还是没有打开，他仰头看着被城市光污染染成橘色的夜空，想起了第一次在天台上弹这首曲子时，火烧云从橘红变成暗紫，金吉坐在矮墙上嚼口香糖，陶叶的裙摆被晚风吹得一晃一晃。
陶叶的房间里，床头柜上的灯亮着，她翻开衣柜最深处，把那些明信片一张一张按日期铺在床上——原宿竹下通，表参道榉树，涩谷十字路口。
收件人都是“陶叶”，寄件人那一栏永远是空白，每一张都准确无误地寄到了地下街的服装店。
她把第一张和最后一张并排放在一起，中间隔了一整个夏天。
然后她拧了一下音乐盒的发条，《致爱丽丝》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来，穿裙子的小女孩转了一圈又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