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翼柯他亲眼看着金吉把陶叶抱起来转圈，看着她头发上别着那只歪歪扭扭的粉色发卡，看着她被金吉搂在怀里时嘴角那个压不下去的弧度。
他用了整整一个深秋把自己泡在酒吧里，假装那天晚上他推开的不是砂锅米线店的玻璃门，而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入口——在那个世界里他没有坐在角落里，没有看到那一幕，没有把啤酒罐留在桌上独自走回地下室。
但地下街就这么大。
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他路过了金吉家的手机柜台。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
他给自己的理由是——要给吉他换个拾音器，修车铺旁边那家乐器店只有地下街这一带有卖他用的那种型号。
这个理由脆得像一层薄冰，一踩就碎，但他需要它。
地下街的走廊还是老样子，日光灯管嗡嗡响，老王店门口的音箱里周杰伦和孙燕姿还在循环播放。
路过的人还是那些人——推着自行车的小贩、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蹲在走廊角落里拍画片的小孩。
一切都和三个月前没区别，只是空气里多了一层冬天特有的阴冷，从水泥墙壁深处渗出来，黏在皮肤上怎么也甩不掉。
叶翼柯走到拐角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金吉和陶叶正从走廊另一头走过来，没看到他。
金吉的手搂在陶叶的腰上，不是以前那种松松垮垮搭在肩膀上的姿势——是搂在腰上。
他的手指微微用力，把陶叶往自己身边拢了拢，那手势里带着一种自然的、不加掩饰的宣示。
陶叶没有躲开，也没有往旁边挪。
她自然而然地走在金吉臂弯里，穿了一件白色的棉袄，头发没有像以前那样扎成双马尾，而是散在肩上，刘海别着那只粉色水钻发卡。
金吉低头跟她说了句什么，她听完笑了，伸手在他胸口轻轻推了一下。
金吉也笑了，虎牙露出来，笑得整条走廊都能听见。
叶翼柯站在拐角的阴影里看着这一幕。
和金吉在派出所门口第一次对峙那天一样，叶翼柯穿着黑色T恤，外面套了一件薄薄的灰色连帽衫，帽子没有拉上去，过长的刘海遮住了他半边眉毛。
他站在拐角的阴影里，旁边是几个堆了不知多久的废弃纸箱和一个断了胳膊的服装店模特假人。
日光灯管在他头顶嗡嗡响。
他没有往前走，也没有转身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根钉错了位置的钉子。
他的右手在连帽衫口袋里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掐出了四个深深的白色印子。
他能感觉到自己掌心里那四个指甲印正在一点一点地渗出汗来，和指甲边缘刺破皮肤后的细微刺痛混在一起。但他没有松开。
金吉抬眼的时候扫过了拐角。
他的视线和叶翼柯的视线在空气中撞上了，隔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推着自行车的小贩，隔着老王店里飘出来的那句“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
那一眼很短，短到陶叶没发现，短到金吉的脚步甚至没有停，他的笑容没有收，他的手也没有从陶叶腰上放下来。
但那一眼里什么都有。
有金吉知道叶翼柯在看的了然，有金吉对叶翼柯消失了一个秋天的沉默质问，有一种更深的、金吉自己都未必说得清楚的东西——不是敌意。
三个月前或许是敌意，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一种确认。
确认叶翼柯看到了。
确认叶翼柯知道陶叶是谁的了。
叶翼柯从那一眼里读出了所有的确认。
他松开了攥紧的拳头，把手指从掌心里慢慢展开，低头看了一眼掌心上那四个深深的月牙形指甲印，把手插回口袋里，转身往地下街出口走去。
他没有去买拾音器。
那天晚上，他又去了城东那家叫“黑猫”的酒吧。
酒保已经认识他了，看到他推门进来，什么都没问，直接往吧台上放了一杯威士忌。
威士忌是这里最便宜的波本，倒在玻璃杯里不加冰，颜色像被稀释过的酱油。
叶翼柯坐在吧台最角落的高脚凳上，后背靠着墙，一只手端着酒杯，另一只手放在吧台上无意识地转着打火机。
打火机是他从地下街便利店买的，一块钱一个的透明塑料壳，里面的打火机油还剩一半。
“黑猫”的灯光永远调得很暗，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外国乐队海报，天花板上吊着一台老式电视机，静音播放着某个体育频道。
空气里有酒精、香烟和廉价空气清新剂混在一起的气味。
今天是周四，人不多，舞池空着，只有两个染了头发的女孩坐在卡座里对着手机屏幕笑。
酒保在吧台另一头擦杯子，白色的抹布在玻璃杯内壁转了一圈又一圈。
花衬衫男人是十点多来的。
还是那件花衬衫，还是那串廉价的木质佛珠，他推开酒吧的门走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阵冷风。
他在门口站了几秒扫了一圈，看到角落里的叶翼柯，嘴角浮起一丝笑意，然后径直走过来在他旁边的高脚凳上坐下。
“好久不见。”他把佛珠摘下来放在吧台上，朝酒保打了个手势。
叶翼柯没有说话，只是继续转他的打火机。
花衬衫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白色纸壳的烟盒，放在吧台上，推到叶翼柯面前。
和上次一样，没有商标，白色的纸壳，边角被磨得有点起毛。
“上次的试过了。觉得怎么样。”
叶翼柯转打火机的动作停了。他看着那包白色烟盒，沉默了一会儿。威士忌在他的血管里已经跑了一圈，让他大脑的反应比平时慢了半拍。
“还行。”他说。
“还行？”花衬衫笑了一声，自己从烟盒里抽了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你知道这玩意儿多少钱一包吗。你说还行。”他把烟盒往叶翼柯面前又推了一指的距离，“这次要收钱了。”
叶翼柯低头看着那包白色烟盒。
酒吧里的灯光太暗，照不清烟盒上的细节。
他伸手从里面抽了一根。
和上次一样，纸卷的，比普通香烟细一点，放在鼻子下面闻的时候有一股不熟悉的甜味。
他把打火机从吧台上拿起来，按下火石。
火苗在暗光中跳动着，映在他浅色的瞳孔里，像两颗被点燃的琥珀。
他想起了下午在地下街看到的那一幕。
金吉的手搂在陶叶腰上。
金吉的眼神里那种他从未在金吉脸上见过的、理所当然的宣示。
陶叶推开金吉胸口时脸上的笑。
那个笑是对金吉的，不是对他的。
这些画面像一把生锈的剪刀，在他脑子里咔嚓咔嚓地剪着同一段胶片，剪不断，理还乱。
他把那根烟放进嘴里，凑到火上，吸了一口。
和上次一样。
先是喉咙里一股陌生的刺激感，然后是从胸腔深处蔓延开来的一阵暖意。
那暖意不是真实的温度，但它比威士忌更快、更直接、更不讲道理。
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他胸口开始，一点一点地把那些扎在里面的东西按下去——金吉搂着陶叶腰的手，模糊了。
陶叶对金吉的那个笑，淡了。
拐角处金吉看他的那一眼，被那片白色的雾遮住了。
只剩下一种很轻很空的感觉，像他整个人被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来，挂在天花板上，看着下面那个坐在吧台角落里的少年——瘦削，苍白，孤独，但此刻那些都不重要了。
那种感觉说不上是快乐。
是轻松。
一种他从没体会过的、不真实的、偷来的轻松。
那些嫉妒、愤怒、不甘、孤独，被一种化学的力量暂时溶解了，像冰块扔进威士忌里，慢慢变小，慢慢消失。
他闭上眼睛靠在墙上，把那口烟雾缓缓吐出来。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袅袅升起，和酒吧里本来就有的烟味酒味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缕是他的。
花衬衫在旁边安静地抽完了一整根烟，然后把烟蒂按在烟灰缸里碾灭了。
他从高脚凳上站起来，拍了拍花衬衫的衣摆，把那串木质佛珠重新戴上手腕。
走之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放在吧台上——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和上次那张一模一样。
“下次要的话，提前打电话。”他的语气很平常，像在说“下次一起喝酒”。
叶翼柯没有拿那张纸片。
他靠在墙上，手里那根烟还在燃烧，烟灰已经积了长长一截，随时要掉下来。
等到花衬衫的背影消失在酒吧门口，等到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把天花板上那台静音电视机的屏幕吹得微微晃动，他才伸出手，把那张纸片拿起来，折了两折，塞进裤兜里。
那张纸片和裤兜里那只淡蓝色的水钻发卡碰在一起，纸片的边角硌在发卡的包装袋上，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第三次是一周以后。
他在自己的公寓里给花衬衫打了电话。
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接了，好像对方一直在等他。
他对着话筒说了四个字——“是我。要货。”挂了电话以后他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厅里，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夜空，霓虹灯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茶几上投下一道红色的细线。
茶几上放着几罐空了的啤酒、一个装过外卖炒饭的泡沫盒，还有他的手机。
手机屏幕亮着，通讯录里“金吉”两个字正对着天花板。
他的拇指在删除键上悬了一秒，然后他把手机翻了过去，屏幕朝下扣在茶几上，发出一声轻响。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频率从一周一次变成三天一次，从三天一次变成隔天一次。
他不再需要花衬衫主动推销——他开始主动买。
用的钱是他妈每月打到他卡上的生活费，本来是用来吃饭和买吉他配件的。
现在他把买效果器的钱买了白色粉末，把买新琴弦的钱买了威士忌，把吃饭的钱也省下来买了那些白色纸烟。
他瘦了很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瘦了将近十斤。
本来就不胖的人，现在颧骨更高了，两颊凹下去，显得眼睛更大更深，眼眶下面挂着两片青灰色的阴影。
他穿的还是那件黑色T恤和灰色连帽衫，只是现在衣服显得空荡荡的，风灌进袖口的时候能清晰地看到他手腕上凸起的尺骨。
他的手指还是很漂亮——修长，骨节分明，指尖有厚厚的茧——但手背上能隐约看到青色的血管了，在苍白的皮肤下像一张褪色的地图。
他开始在公寓里吸毒。不是酒吧，不是朋友家，是他自己的公寓。
他妈妈给他的那套一居室的公寓，在市区的老居民楼里，他妈当初买给他的时候说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练琴”。
现在琴盒在床底落灰，茶几上散着几张白色的方形小纸片和几根用过的烟蒂。
烟灰缸早就满了，没有人倒。
外卖盒堆在厨房水池旁边，有些已经长了霉点。
窗帘永远拉着，白天和黑夜对于他来说没有区别。
他只有在吸完以后的片刻清醒里才会想起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去排练了，多久没有碰吉他了，多久没有吃砂锅米线了。
那时候他会拿起手机，翻到金吉发给他的那些短信——“周日天台带新歌不来拉倒” “砂锅米线你请客上次说好的” “修车铺老陈问你什么时候来拿那个拾音器”。
每一条他都看了，每一条他都没回。
他把手机放下，拿起床底下那个纸箱——里面装着那些他从未送出去的洛丽塔裙子——翻看一遍，放回去，再用胶带封好。
那个动作已经变成了某种仪式，每次吸完以后必须做的仪式，好像只要那些裙子还在，他就还没有完全烂透。
他妈妈是在十二月底发现的。
叶翼柯的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四十出头，保养得宜，穿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拎着一只黑色的皮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
她平时不太管叶翼柯——她自己美容院的生意忙，还有一个交往了一年多的男朋友要应付。
但她每隔一两周会来公寓一次，带一些水果和做好的菜，放进冰箱里，叮嘱叶翼柯记得吃。
那天她来的时候拿钥匙开了门，进门以后看到客厅的样子，手里的车钥匙掉在了地上。
茶几上散着几根白色烟蒂、一小片锡纸、一个打火机。
旁边放着几个空啤酒罐和一个装满烟头的烟灰缸。
窗帘拉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她不太熟悉但本能地感到恐惧的气味——甜的，带着某种化学制剂的底味，和外卖盒发酸的味道搅在一起。
她站在玄关没有往里走。她的嘴唇在发抖，眼眶在一瞬间就红了。“翼柯，”她说，声音不稳，“你在干什么。”
叶翼柯从卧室里走出来。
他穿着那件洗得领口都松了的灰色T恤，赤着脚踩在冰冷的地砖上，头发乱糟糟的，刘海遮住了大半张脸，露出下半部分瘦削的下颌。
他走到客厅中间，弯腰把茶几上的锡纸和烟蒂扫进垃圾桶。他的动作很慢，有一种被水泡过的迟钝。
“没什么。”他说。声音沙哑。
“没什么？”他妈妈的声音突然拔高，走到茶几前面，手指颤抖着指着垃圾桶里那些东西，“这是什么？翼柯，这是什么！”她伸手去拉叶翼柯的胳膊，把他往自己身边拽，另一只手去翻他的口袋。
叶翼柯猛地后退一步，挣开她的手。
“别管我。”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翼柯——”
“我说别管我！”他一把抄起茶几上那个空了的玻璃杯——他之前用它喝过水，杯壁上还留着一圈干涸的水渍——狠狠砸在地上。
杯子在瓷砖地面上炸开，碎片飞溅到沙发底下和墙角，其中一片溅到他妈妈的羊绒大衣上，又滑落在地。
碎玻璃的反光在天花板上晃了几晃。
公寓里安静下来。
叶翼柯喘着粗气站在原地，拳头攥得指节发白。
他妈妈站在玄关和客厅之间的过道上，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比愤怒更让他难受的东西——恐惧。
她看着自己的儿子，看着这个让她愧疚到现在的孩子，看着他现在瘦骨嶙峋的样子，看着他眼睛里那些她从未见过的空洞。
然后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顺着保养得当的脸颊淌下来，在羊绒大衣的领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她没有去擦。
她就站在那里无声地流泪，那些眼泪里不止是恐惧，更是十三年的愧疚翻涌而上——她想起了叶翼柯那年，她跪在浴室地板上抱着他一遍一遍说对不起的那个晚上。
想起了那个和她交往自诩为艺术家的男人偷窥他洗澡时她在隔壁房间里一无所知。
想起了保姆阿姨抱着浑身发抖的叶翼柯从浴室里冲出来时，叶翼柯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那种东西——那种被压得很深、很冷、像冻住的琥珀一样的东西。
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在补偿。
给他买最好的吉他，给他租排练室，给他买这套公寓，让他“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练琴”。她以为时间能弥补，以为音乐能弥补，以为钱能弥补。
但那个男孩还是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站在一地碎玻璃中间，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看着她。
“你走。”叶翼柯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一种比愤怒更可怕的平静。
他转过身，背对着她，往卧室走去。
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侧过头，但没有看她。
“以后不用来了。”
他走进卧室，把门关上。门锁咔哒一声落下，那声音在安静的公寓里格外清晰。
他妈妈站在客厅中间，周围是满地碎玻璃和烟灰，她蹲下来，把那些碎玻璃一片一片捡到掌心里，眼泪一直在流，但她没有出声。
捡完以后她把碎玻璃倒进垃圾桶里，用湿纸巾擦干净了地板上的水渍，把茶几上的烟灰缸拿到厨房倒了洗干净放回原位。
然后她拿起自己的包和车钥匙，走到玄关换鞋。
她经过叶翼柯卧室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抬起手想敲门，但手悬在半空中停了很久，最终没有敲下去。
她走了。
防盗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
客厅重新陷入沉寂。
窗帘缝隙里的红光从一条线变成了灰蒙蒙的暗，天黑了。
叶翼柯坐在卧室地板上，后背靠着床沿，两条长腿伸直，脚踝交叉。
他没有开灯。
卧室里唯一的光源是窗外透进来的霓虹灯光，红色的，绿色的，在墙壁上交替闪烁。
他看着角落里那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纸箱。
纸箱是搬家用的那种，褐色的瓦楞纸壳，边缘被胶带封了好几层。
他从床沿上滑下来，跪在地板上，慢慢把纸箱拖出来，拿剪刀划开封口的胶带。
箱子里面全是洛丽塔裙子。
粉的，蓝的，白的，黑的。
每一条都用透明防尘袋装好，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还挂着吊牌。
第一条是他和陶叶在KTV走廊相遇之后的第二天在淮海路一家洛丽塔专卖店买的，浅蓝色，裙摆上绣着小雏菊。
他送给陶叶了，这是后来补买的同款，他想着万一她穿旧了还有一条新的可以换。
第二条是粉色的，在人民广场地下商城买的，裙摆上有一圈手绣的玫瑰花，和那条美琳姐做的很像。
他本来想在陶叶生日那天送给她，但她生日那天金吉抢先了一步，他就把裙子塞进了纸箱。
第三条是黑色的，在原宿风格的小店里淘来的，裙摆上绣着银色的星星图案。
他想象过她穿黑色的样子——和她平时的粉色蓝色不一样，黑色穿在她身上一定很好看。
但她从来没有穿过黑色的洛丽塔。
第四条是纯白的，领口缀了一圈珍珠，裙摆层层叠叠的蕾丝像婚纱。
他知道这条裙子永远不会被穿上，但他还是买了。
因为店主说这条是限量版，整个上海只有三条，他想，至少有一件是别人没有的，只属于她的——哪怕她永远不会知道。
每一条裙子上的吊牌都还在，价格加起来够他买好几把新吉他。
他从未送出过任何一条。
他只在每一次被某种说不出口的情绪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去买一条，好像购买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仪式。
好像只要他还在买，他和陶叶之间就还有一根线没有断。
他对着那些裙子坐了很久。赤着脚，坐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脚趾冻得有点发白。
窗外远处马路上偶尔有汽车驶过，轮胎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伸手拿过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金吉”的名字。
拇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最终还是关掉了屏幕。
他把纸箱重新封好推回角落，用脚把它踢到最里面，然后把被子拉过来裹在身上。
被子有一股很久没晒过的潮味。他闭上眼睛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
天台上，火烧云从橘红变成暗紫，三个挤在一起的名字还清晰着，矮墙上放着一瓶没开的养乐多。
那是他最后一次去天台时放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