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
西元1884年。
自从8月登上基隆外海这个小岛开始，我就对时间失去了概念，每天都差不多，明明我们是身处这场战争的最前沿，法国军舰时常在我们面前经过，可我们就是紧张不起来，我们打不着他们，他们也懒得来理会我们，这种状态真是太诡异了，让人觉得自己随时会发疯，我们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抚台的幕府是不是把我们忘了，法国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朝廷议和了没有，战事进行怎么样了？
所有这些疑问都需要岛上渔民陈有福大爷和他的两个儿子，大仔和小仔，驾着渔船，利用清晨和傍晚的掩护，从法国军舰眼皮下悄悄通关，带出我写给营务处和全台总粮台的信件，而回信和申请的物品往往需要几天到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收到。
这样断断续续的联系，维持着岛上这支小部队必要的军心士气，让我们知道朝廷没有放弃对这里的管辖，也让士兵们看到，虽然补给艰难，但依然可以持续到达，战后的奖赏和抚恤仍有希望获得，这对我维持岛上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此充裕的空闲时间，让我有空从头回忆一下我的过往，并写下来，要不我真的怕自己哪天可能就想不起来了。
记得我年少时是直隶保定府新城县乡下的一个书生，那时南有长毛，北有捻子，四方扰攘不休，于是家父聚集了族人，佃户，乡党，仆役数十人，共筑一座土寨居住，备下刀矛弓弩，以求自保，多年过去，不时有土匪危害乡里，因攻寨不下而败走的。
我因此得以安心读书，指望以后科举入仕，延续家世功名。
同治六年，我时年20出头，在县里考取了秀才，不多时就有媒人主动上门给说了一门亲事，月余后就过门完婚，家父因此颇为得意，在村里宴请乡民，摆酒庆贺。
生活看起来一切都向好时，突然就大难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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