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盘腿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半瓶西凤，眼睛死死盯着那台二十九寸。屏幕上放的是甲A的录像，郝海东拿着球往禁区里冲，后头两个后卫扯着他的球衣，他爹一拍大腿，拍得床板咚的一声。
“犯规！裁判瞎了！吹啊！”
他娘在走廊里刷碗，隔着门喊了一句：“小点声，人家孩子睡觉呢。”，他爹压根没听见，又拍了一下大腿。
陈太忠坐在门边的缝纫机跟前，缝纫机的台板上搁着一部红色的拨盘电话，是他爹单位去年给装的，平时用一块绣花的白布盖着，跟供着个菩萨似的。他把白布掀开，拿起听筒，听筒冰凉，贴到耳朵上，冻得他耳廓一缩。
纸条上头一个号码是五中传达室。他拨过去，拨盘转一圈，嘎啦嘎啦地往回走，响了七八声，那边才有人接，是个老头的嗓子，含含糊糊的，像嘴里还嚼着东西。
“任娇，任老师。”
“这都几点了？宿舍楼那么远，我腿脚不行。”老头咳嗽了两声，“你呼她吧。”
咔嗒，挂了。
陈太忠瞪着听筒看了一会儿，又照着纸条上第二个号码拨到了寻呼台。一个女接线员甜甜地问他：“请问您呼的号码？”，他报了号，接线员又问：“请问您贵姓，回电号码多少，需要留言吗？”。
“姓陈，留言……”他想了想，“就说，陈太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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