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海，今年十八岁，身高一米七，长得还行。至于成绩，也还行，在别人眼里勉强算个优等生吧。
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我记得是6月8号，当其他同学还在教室里撕书狂欢、商量着去哪儿毕业旅行时，我已经独自回到了家，把早就收拾好的两个行李箱拎出了门，从家里搬了出来。用之前攒下的零花钱和暑期打工的工资，在我即将去往的大学附近的老旧居民楼里租了个顶层单间。
屋子算上阳台大约有38平米，不算小，塞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后，除去厕所也有很大一块地，对我来说足够了，租金便宜，大小合适，周围也很安静。除了没空调以及房子在六楼以外，哈哈，我已经很满足了，毕竟这是只属于我的地盘。
其实我家里条件不算差，父亲是银行高管，母亲是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都还算比较体面的工作。搬出来之后，我妈背着我爸往我卡里打过几次钱，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每次收到微信提醒，我都会在几分钟内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看到这，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好好的钱不要，装什么清高。
可我的心里就是憋着一口气，不想要他们的钱，小时候和之前的高中生活那是迫不得已，如今我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我自然会履行我小时候自己的承诺，我已经不需要他们的钱了，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我看了看手机，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出租房实在是太热了，相比较待在闷热的屋子里，我更愿意待在便利店里。没办法呀，没有空调是硬伤。
选择了独立就要承受独立的代价。
我站在便利店的冷柜前，把刚拆箱的酸奶一盒盒往里塞。店里的中央空调开得很足，冷风直往领口里灌，不得不说，确实比出租屋舒服多了。
这个点已经算比较晚了，可能是因为外面太热了吧，来到便利店的客人不多，只有一个穿附近高中校服的女生在货架前挑泡面和一对在靠窗的高脚凳上坐着吃关东煮的母子。
小孩大概四五岁，肉嘟嘟的，现在正抓着妈妈的袖子，想要把小脸贴在女人的手背上，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女人没嫌烦，一边帮他把纸碗里的白萝卜吹凉，一边低声应着，眼神温温柔柔的。小孩说着说着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一头往她怀里扎。女人就顺势搂住他，把下巴轻轻地搁在他发旋上，慢悠悠地晃了晃。
看到着温馨的场景，我愣了愣，正在放酸奶盒的手也停了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喉咙莫名其妙有点发紧。
我整理了一下心情，把酸奶往冷柜里排好，抱着空纸箱转身去整理门口的促销架，今晚的活还很多，可容不得我懈怠。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的余光还是不自觉地飘向了那对母子。那小孩已经吃饱了，被妈妈一下一下摸着后脑勺，舒服得像一只小猫一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女人的手指插进他软乎乎的头发里，慢慢地梳着，轻轻地哼唱着儿歌。
很久以前，也有人这么摸过我。
我妈叫苏曼曼，现在已经37岁了，在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这么摸我的头发。
在我的印象中妈妈的个子很高，应该有一米八了，在我们那个城市里走在街上比绝大多数男人都要高。妈妈是标准的直角肩却不显宽，但是因为个子高，给人的感觉有一种修长、舒展的视觉张力。妈妈的身材很好，胸前的巨乳硕大而肥嫩，却又因为早年的军旅生活而不失挺翘，要肉有肉，要力有力，平时哪怕套着宽松的纯棉家居服，也藏不住那份沉甸甸的弧度。顺着视线往下，是常年因为瑜伽保持得很好的小蛮腰与又圆又翘的肥臀，平时在家里慢慢走动时，衣摆下也会带起一阵轻微但熟透了的肉感起伏。过年回老家时，那些亲戚阿姨总夸妈妈的身材是很适合生养的。
同时，妈妈的五官也很柔和，眉眼生得较淡，像水墨画里扫出来的一样，只是眼尾天然地微微往上挑了一点，不笑的时候显得有些清冷，可一旦笑起来，眼角浮起两道极浅的细纹，给人的感觉瞬间就柔和了下来，透出一股说不出的温柔与妩媚。她的鼻梁秀挺，鼻尖有一点小巧的弧度；嘴唇略厚，是那种很饱满的唇形，哪怕常年不涂口红，也总是透着一层天然的、水润的浅粉。大概是常年待在室内的缘故，她养出了一身极细腻的冷白皮，不像上好的羊脂玉，在灯光下隐隐泛着柔和的光泽。
妈妈平时从不刻意打扮，可那副极具冲击力的丰腴的熟透了的身段摆在那里，本身就像一种无声的美丽。
妈妈的脾气是典型的外柔内韧。在我的记忆里，她极少跟人红脸，跟我说话永远是慢条斯理、带着点哄小孩的软糯腔调。真要是惹她生了气，她也不骂人，只是把那双微厚润泽的嘴唇轻轻抿紧，然后嘟紧，安安静静地看着你。那双微挑的眼睛里明明一点火气都没有，却比父亲的咆哮更让我心里发慌。家里的大小琐事几乎全靠她一个人撑着，从我每个季节换洗衣服的尺码，到父亲挑剔的口味，她都能很好地照顾好我们父子俩。
至于她的手，更是又白又软，十指纤长。小时候我一发烧就整宿睡不着，她就守在床沿，用手指当梳子，一下一下顺着我的头发。摸我之前，她总习惯先把掌心贴在自己温热细腻的颈窝里暖一会儿，确定手不凉了，才肯落在我额头上，弯下腰，贴着我耳朵轻声哄：“小海乖，睡一觉就不烧了。”
那时候我看着她近在咫尺的、白得发光的侧脸，闻着她身上淡淡的奶皂香，觉得天底下最安全、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我妈的怀里。
现在再回想起来，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而令人怀念的，或许是太久远的记忆了，就好像浴室里的毛玻璃一样，朦朦胧胧的，但洗澡时热水蒸发的热气却一点也透不过来。
“滴——”
收银台的扫码声响了一下，把我拉回神。挑泡面的女生结完账走了。靠窗的小孩也已经开始犯困，小脑袋一点一点地，像小鸡啄米一样。女人只是低头看着孩子的睡脸，嘴角带着点浅浅的笑。
我收回视线，蹲下身去拆另一箱矿泉水。
胸口像是被堵住了一样，又酸又胀的，好像吃了一个湿毛巾一样，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手上的动作还在继续，脑子却不受控制地往回倒。倒回一个把一切的美好温馨都劈成两半的，我的九岁生日。
陈建国比苏曼曼整整大了十一岁，那年已经三十八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机关没几年，浑身上下还带着一股说一不二的铁血作风。在家里，他不像个丈夫或父亲，倒更像个随时在检阅部队的严厉长官。
那几年，由于父亲工作上的频繁调动，加上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看到的父亲都是板着脸的，他对我的严厉管教像是一根根无形的绳索，勒得年幼的我喘不过气。
食不言，寝不语。吃饭时背脊必须挺直，筷子不能碰出半点声响；坐着的姿态、字体的规整，做作业不能东张西望，甚至是期末成绩单上哪怕退步了一个名次，都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他黑着脸训斥我的导火索。
而每当那个时候，苏曼曼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她会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带着满脸的心疼与急切，慌乱地把年幼的我挡在身后。她会柔声打断父亲的话，轻声细语地替我辩解：“他还是个孩子，你这么凶干什么……”有时急了，她自己也会红了眼眶。
年幼的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要对谁好。
妈妈是最爱我的，所以我爱妈妈。
爸爸总是凶我，所以我讨厌爸爸。
那天下午的时候，我兴冲冲地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桌子上摆着个八寸的水果蛋糕，是苏曼曼下班路上特意绕远路去买回来的，上面用红果酱歪歪扭扭写着“小海生日快乐”。 平时总板着脸的父亲陈建国那天难得准点到家，还换下了行政夹克，穿了件熨烫得一丝不苟的白衬衫。
妈妈则穿着我最喜欢的棉白色高领毛衣，系着漂亮的碎花围裙，笑盈盈地把我抱到餐椅上，给我戴上纸皇冠，揉着我的头发说：“今天小海是小寿星，可以许一个愿望哦。”
九岁的我还很天真，即使平时父亲对我很严厉，但有妈妈的温暖怀抱能让我依靠。因为妈妈，我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小孩。
于是，我把两只还很稚嫩的手合在一起，闭上眼，想都没想就把愿望大声地说了出来：
“等我长大了，我要和妈妈结婚！”
客厅里的空气一下子静了。
我睁开眼，满怀憧憬地第一时间便看向了妈妈，像是要邀功一样。却没注意到旁边的陈建国正要去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
苏曼曼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噗嗤”笑出声，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子，眼尾又弯成我最喜欢的月牙状。
“小海真会哄人，行，那妈妈等着，等你长大了就嫁给你。”
妈妈觉得我童言无忌，逗了逗我。
突然，“啪”地一声。
陈建国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原本难得温和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陈海，不准胡说八道。”
我和苏曼曼被吓了一跳，不知道刚刚还好好的陈建国为啥突然发火。
可能是遗传了陈建国的驴脾气吧，我难得梗着脖子顶了一下嘴，这是我第一次反抗我的父亲。
我心里想着，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训斥。
“我没胡说，我最喜欢妈妈。以后我挣钱养她，要让妈妈永远幸福快乐。”
“妈妈永远都是我的！妈妈要和我永远在一起！”
那时的我只是个九岁的小孩，满心满眼里都是笑眼盈盈看着我的妈妈，我觉得我没说错，一点也没错。
陈建国的眉头拧得很紧，他个子也不高，可坐在凳子上时就是比九岁的我显得高大，这是成年男性的优势。我有点害怕了，可还是红着脸仰盯着他，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眼神不像在看自己的亲生儿子，倒像是在审视一个突然闯进家门、挑战他权威的冒犯者。
“简直是妄想。”他冷着脸训道，“小孩子懂什么叫喜欢？她是你的妈妈，是我的妻子，不算任何人的所有物。小小年纪满脑子这种没大没小、乱七八糟的念头，像什么话！再敢胡言乱语，现在就给我回屋面壁去，这生日也别过了！”
苏曼曼脸上的笑挂不住了，赶紧在桌子底下扯了扯他的衣服，小声打圆场：“你跟个九岁的孩子较什么劲啊，童言无忌嘛……”
然后又朝我哄道。
“小海，奶奶最近身体变得更差了，爸爸担心奶奶，心情不太好……咱们要多体谅一下。”
陈建国没理她，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慈母多败儿，就是被你平时毫无底线地惯着，才惯出这种混账话。陈海，我再说一遍…………”
爸爸后来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妈妈跟他争执了一下，争执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只听到妈妈轻叹了一下。
脑子里混混噩噩的，我不敢大声喘气，强烈的窒息感将我包裹，被父亲严厉管教了几年的记忆像深海一样把我沉溺其中，或许这是我深海恐惧症的来源吧。
我死死盯着眼前白色的蛋糕，“小海生日快乐。”红色的六个大字此时显得异常刺眼。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真的快乐吗？陈海真的生日快乐吗？
妈妈一开始是笑着护着我的，可在陈建国严厉的目光下，她也没有再说话，或许是因为我说错了话？
眼睛有点湿润，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
我不知道，九岁的我什么都不懂。
后来发生的事就像平常的生日宴一样，蜡烛吹灭了，蛋糕也分了，我端着盘子坐在椅子上，嘴里那口奶油甜得发腻，糊在嗓子眼，怎么咽都咽不下去，白色的蛋糕真的好恶心。
我死死咬着嘴唇，把眼眶里打转的眼泪硬生生逼了回去。胃里一阵抽搐，恶心感伴随着窒息，让我连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
“我……我吃饱了。”
我近乎狼狈地把盘子往桌上一推，甚至不敢再看他们一眼，从凳子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
“砰”的一声，门被我关上了，没有反锁。
我衣服都没脱，直接就上床，我累了，我要睡觉。
…………
或许是太伤心了，也或许是睡得太早，半夜，我被尿意憋醒了。
我小心地推开了没有上锁的房门，睡眼惺忪地朝着厕所走去。
可走到半路，我听到一阵压抑的喘息，那声音痒痒的，哑哑的，有点诱人。
声音是从爸妈的主卧传出来的，断断续续的。
先是床板咯吱咯吱地响，一下一下地很有规律。接着是妈妈压抑的喘息声，变得很乱，像是在极力忍着什么，可最后还是漏出了一点细碎的声音。中间还夹杂着布料摩擦的动静，和爸爸压得很低的、粗重的喘气声。
九岁的我不懂那是在干什么。
但我听得出来，妈妈的声音不对劲。我以为爸爸还在因为下午的事生气，在屋里欺负保护过我的妈妈。
我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一点点走到主卧门口。门没有锁严实，有一条刚好能够窥见里面的狭缝，房间里没开灯，月光沉沉的，暗暗的，但也能看清是两个人。
我扒着门框，从那条狭窄的缝隙里往里看。
妈妈的头发散在枕头上，白花花的一片。爸爸压在她身上，那双平时经常训我的大手正死死按着她的细腰，手指头深深陷进肉里。妈妈把脸扭向我这边的方向，眼睛闭着，嘴唇微张，喉咙里一下一下地溢出我从没听过的、又软又抖的声音，就好像爱情电视剧里听到的那种淫荡的声音一样。
我的手指甲死死地抠住了门框的木头边，很用力，很用力。
哪怕我再小，看到那一幕也明白了——妈妈没有被欺负。
或者说，她根本就不讨厌那样。
白天她对我慈爱温柔，还摸着我的头，笑着说“长大了妈妈就嫁给你”；到了晚上，她就把这副我从来没见过的、最软弱最顺从的样子，给了那个刚刚在饭桌上凶过我的男人。
到了最后，两人的影子严丝合缝地融为一体。
身体里的某个部分，在那一秒钟被硬生生地挖空了。没有尖锐的疼痛，只有一种空洞到让人发疯的死寂。双腿在冰凉的地板上冻得失去了知觉，可远不及心底那片荒原的寒冷。
九岁的我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懂了。
他们才是一伙的。
他们是夫妻，本来就是一伙的。我如是想着。
那我又是什么呢？一个多余的、可笑的局外人。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像个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
那一晚，我长大了。
我决定将自己和这个家彻底切割。我不再对任何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不再去奢求什么所谓的温存与偏爱。睡不着的我发誓，我要逃离这个让我窒息和充满背叛的家
当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泛起灰白，清晨的第一缕光刺破窗帘缝隙时，那个曾经会抱着苏曼曼的胳膊撒娇、会满心欢喜地幻想着未来的九岁小孩，已经在那个黑夜里彻底死去了。
从那个清晨开始，我变了。
渐渐地，苏曼曼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一次她蹲下来想抱我
“小海，最近怎么不跟妈妈亲了？来，让妈妈抱抱。”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把手背在身后，冷冷地看着她，摇头说
“不要。”
她眼里闪过一点受伤，以为我只是在闹小孩子脾气。
她不知道，只要一看见她的手，我脑子里就会冒出那天晚上她搂着爸爸脖子的画面。一想起来，我就觉得浑身发冷，想呕吐。
有一次我搓自己的衣服把手指头搓破了皮，妈妈看见了，心疼得不行，伸手要来拿盆里的衣服：“你还这么小，这些活哪用得着你干，快去玩。”
我按着洗衣板没松手，抬头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不用。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洗。”
她当时叹了口气，伸手想摸摸我的头，我躲开了。
九岁生日过后，没过多久，老家传来消息，一直和蔼的奶奶，一直抱着我说“小海好乖，小海好乖”的奶奶去世了。
世界上又少了一个疼爱我的人。
那一年，随着奶奶的离去，我原本就孤立的世界上又加了一道冰冷的封印。
但奇怪的是，陈建国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暴躁或严厉。随着奶奶的离去，他的工作也稳定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忙碌的应酬。在家里，他渐渐收敛起了前几年对我的粗暴与专制。他不再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或者对我的一些行为鸡蛋里挑骨头，对我的管束从雷厉风行反而变成了某种迟来的、疲惫的松懈。他变得异常忙碌，常常深夜才带着一身疲惫和酒气回家，清晨又急匆匆地出门，和我的交流也随之沉淀为一种无言的冷淡。
而苏曼曼也同样陷在了工作的风暴中心。那一年，她所教的班级升入了初三，作为重点中学的骨干语文老师，每天不仅要面对学校里几十个焦头烂额的初三学生，还要应付无休止的教研和评职称。
她和陈建国一样，在这个家里像是两台连轴转的机器，早出晚归，连给我做顿饭的时间都成了奢侈。
那一年，最多的对话便是。
“小海，爸爸有应酬，妈妈要加班，晚饭你自己去外面解决吧。”
“嗯……”
父母的缺席与忙碌，反而让我觉得轻松，让我能有机会把心里筑起的高墙越垒越高。
让我能够在那一年里把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依恋连根拔起，用无休止的沉默和极致的优异，给自己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线。我学会了冷眼旁观，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死死锁在冰冷的躯壳底下。
小小的我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指望从别人身上得到绝对的庇护和永恒的安全，是一场最愚蠢的奢望。
因为我早已发过誓，我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也不应该是任何人的附属。我要自己长出男人的骨骼，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用尽全部的力气，把这个我讨厌的牢笼远远抛在身后。
我开始学着什么事都自己干。
自己洗袜子，自己踩着小板凳热剩饭，自己一个人上下学，自己晚上一个人上床睡觉。
即使发了烧也死死咬着嘴唇不吭声，然后自己翻出退烧药混着冷水往下吞。
后来的几年乃至到高考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我脑袋里有跟弦始终紧绷着。
逃离，逃得远远的，逃到海外，逃到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一个人生活。
于是，小学、初中、高中，我拼了命地把成绩维持在年级前列，因为只有考得够好，我才能够有能力从家里搬出去。我成了父母眼里沉默寡言的怪小孩，也成了别人眼里优秀自立的小孩。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在我的强烈坚持下，我成了住校生，寒暑假也很少回家，没有和他们交流的必要。
在这六年里，我告诉他们我的最低生活需求，多了我也不要，同时默默记下每一笔钱，等我有能力赚钱过后我打算双倍偿还他们。大概估算了了一下，一个人全身上下所有器官加起来值60w，60w加上初高中六年的生活费，从小到大的养育费，需要返还他们的金额差不多是100w。
100w人民币，这是我给我自己的赎金。
满十七岁那个暑假，我没去上补习班，自己找了个城郊的包装厂做流水线小时工。车间里没有空调，纸箱的硬边把掌心割出一道道血口子，汗水流进眼里蛰得生疼。但拿到工钱的那天晚上，我捏着那一沓带着汗味的现金坐在公交车站的马路牙子上，心里头一回觉得踏实。
那是我赚到的第一笔钱，是我自食其力的第一笔钱。
高考一结束，我立刻办了张新的银行卡，租了现在的房子，妈妈说想庆祝一下我高中毕业，我冷漠地拒绝了，说没必要。
搬走那天，我爸果然打来了电话。
“陈海，你又在闹什么幺蛾子？家里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跑到外面租房子打工，传出去不怕人笑话？赶紧给我回来！”
我站在属于我的小屋里，窗外是轰隆隆的轻轨声。听着他让我感到恶心的声音，我忽然发现自己心里平静得要命。以前那种恨不得跟他拼命的怒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熄灭了，只剩下了木头燃烧后的烟灰。
“我已经满十八了，”我对着手机平静地说，“大学的学费我会申请助学贷款，生活费我自己挣。你们不用管我，也别再往我卡里打钱了。”
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紧接着就是小时候熟悉的训斥：“你翅膀硬了是不是？白眼狼！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按了挂断，然后顺手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看着天花板。隔壁租户的电视声隔着薄薄的墙板传过来，嗡嗡作响。
九岁的时候，我缩在被窝里想，我要离开这儿。
十八岁这年，我躺在出租屋的凉席上想，我真的快要逃离了，很快，没有多久了。
按理说我应该高兴才对。可不知道为什么，胸口那块被挖空的那块地方，过了十三年，还是漏着风。
“叮咚——”
便利店门口的迎宾铃响了一声，打断了我的走神。
靠窗的那对母子要走了。女人把睡熟的小孩竖着抱在怀里，小孩的一只手还紧紧抓着她胸口的衣服。路过促销架的时候，女人偏过头，冲我客气地笑了笑：“小哥，麻烦帮我推一下门好吗？腾不出手了。”
我站起身，走过去帮她拉开了玻璃门。
“谢谢啊。”女人低声道了谢，抱着孩子走进了外面的夜色里。
盛夏的热风顺着门缝灌进来，吹在后背上，我却感觉凉凉的。
我松开手，玻璃门慢慢合拢。店里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冷柜压缩机发出的嗡嗡声。
我走回冷柜前，把剩下的几瓶矿泉水塞进货架。手指触到冰凉的塑料瓶身，脑子里却还残留着刚才那个小孩的睡脸，眉头舒展着，嘴巴微张，整个人毫无防备地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交给了他的妈妈，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摔在地上。
我也曾有过那么一天。
只是后来，它碎在了九岁那年的门缝里。
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人只有两只脚踩在自己的地上，才不会摔跟头。别去指望别人，更别去贪恋什么温和的假象。
冷柜里的白光打在我手背上，照出几道还没完全消退的细小疤痕。
在空调单调的轰鸣声里，有一个很轻的念头，冷不丁从脑海深处冒了出来：
现在快十点了。
她在家干什么呢？
我停下动作，站在原地沉默了两秒，然后抬起手，用微凉的指节用力按了按眉心。
别想了，没意思。
夜班要到12点才下班，明早还得去发传单。
下个月的房租也得提前留出来，开学的学费倒是能通过积蓄提交，电脑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才是我现在该操心的事。
至于九岁那年没吃完的蛋糕，和那扇没关严的门，早就该翻篇了。
我“哗”地一声拉上冷柜的玻璃门，把扑面而来的寒气关在里面，转身拿起了角落里的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