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一下起来，就没打算停。
不是噼里啪啦的大雨，是细雨，从早飘到晚，飘在瓦上、河上，飘到人的头发和睫毛上。
空气里的水多得能攥出来，墙根长出了青苔，木头门板摸上去总是潮潮的，连晾在阁楼里的衬衫，三天都干不透，穿在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可是那些日子，我一点也不觉得难熬。
每天早上，我是被橹声和楼下那一串嗒、嗒一起叫醒的。
下楼的时候，粥已经熬好了，搁在灶上温着，小菜一碟一碟地摆在桌上，每天都不一样。
吃完饭我去戏台，中午她有时候来送饭，有时候不来，不来的时候，我的饭盒里一定已经装好了前一晚她做的菜。
傍晚我收工回来，铺子里的灯已经亮了，她坐在窗下的裁衣台前，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着什么，听见我进门，就抬起头来，说一句：“回来了。”
这三个字我每天听一遍，听不腻。
晚上吃过饭，铺子打了烊，我们就坐在那张小方桌两边，就着一壶陆先生送来的祛湿茶，说话。
她讲一段，我讲一段，换着讲。二十一年就这么一晚一晚地往回凑。
她问我小时候的事。问得很细，细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
“你几岁换的门牙？”
“六岁吧。还是七岁？奶奶说我把掉下来的牙扔到了屋顶上，扔歪了，掉进了邻居家的天井里。”
她笑了，用手背掩着嘴，梨涡浅浅的。
“你学骑车，摔过没有？”
“摔过。八岁那年，在弄堂里，一头撞上了晾衣竿，门牙磕掉了一个角。”我咧开嘴给她看，左边那颗门牙边上，确实缺了一个很小的角。
她凑过来，借着灯光看，伸出手指想碰一碰，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
“疼不疼？”
“早不疼了。”
她点点头，低头喝了一口茶，过了半晌才说：“那一年，我见你说话的时候捂着嘴，还以为……你是不想见人。”
我愣了一下才明白，她说的是那年五月十四日，梧桐树底下。
我也问她。
问她是怎么学的裁缝，她说是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又是跟外婆学的，三代都是做衣裳的，她十四岁就会自己做旗袍了。
问她这铺子开了多少年，她说是她母亲留下来的，原先叫“温记成衣”，她二十岁那年接手，才换上了现在门楣上那块匾。
问她平时一个人，晚上都做些什么。
她想了想，说：“还能做什么，缝衣裳。”
“一直缝到很晚？”
“嗯，”她低着头，指尖在茶杯沿上划圈，“缝着缝着，天就亮了。”
她说得很平常。我却接不上话了。我想起那二十一件衣裳上密密的针脚。
二十一年里有多少个晚上是这么缝到天亮的，我没敢往下算。
她也问我的工作。
问修老房子累不累，问爬那么高的脚手架怕不怕。
我跟她说起敲柱子听声音的事，说木头是会说话的，师傅们一辈子就靠一双耳朵吃饭。
她听得很认真，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睛亮亮的。
“衣裳也会说话，”她说，“料子好不好，手一摸就知道。针脚密不密，对着光一照就知道。做衣裳的人用没用心，穿上身就知道。”
“那你做的衣裳，说的是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低下头，把我茶杯里凉了的茶倒掉，又续上了热的。
……
有一天夜里，阁楼漏雨了。
我是被滴在脸上的水珠弄醒的。
睁开眼，屋顶的一角正往下滴水，滴答，滴答，落在地板上，已经积了一小摊。
我爬起来，正想下楼去找盆，楼梯口就亮起了手电的光。
她举着一只手电筒上来了，怀里还抱着两只搪瓷脸盆和一只铝锅，披着一件开衫，头发散了一半，木簪斜斜地挂在发梢上，脚上趿着一双软底的拖鞋。
“我在楼下听见的，”她小声说，“这一角，每年梅雨都漏。”
她把脸盆放在滴水最急的地方，又仰头找了一圈，把铝锅放在另一处。
我们蹲在地板上守着。
水落进脸盆是叮的一声，落进铝锅是咚的一声，叮，咚，叮，咚，半夜里听着，倒像有人在敲着玩。
她先笑了出来，用手掩着嘴，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也笑了。
她笑着笑着，忽然伸手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
头发被滴湿了一片，她皱了皱眉，把披在身上的开衫取下来，罩在我头上，隔着毛线，两只手替我擦。
开衫上有她的体温，还有白兰花的气味。我低着头，一动不敢动，眼前只有一片暖融融的米白色。
“好了，”她把开衫拿开，替我把翘起的头发按平，“明天让陆先生介绍个瓦匠来。”
“不用找瓦匠，”我说，“明天天一晴，我自己上去捡一捡。”
“你会弄这个？”
“这是我的本行。”
她瞧着我，眉毛先是一抬，跟着嘴角也翘起来了。
“那你小心些，”她说，“瓦上滑。”
她拿着手电筒下楼了。我坐在地板上，听着那一声叮，一声咚，一直听到后半夜。
过了两天，雨歇了半日，我借来梯子爬上屋顶，把那一角碎了的小青瓦换掉，又把松动的檐瓦重新压实。
她站在后门口的台阶上，仰着脸，手搭着凉棚，一直没有进屋。
我每挪一步，底下就“哎”一声。
那天夜里，我在阁楼里坐着，等着屋顶再漏一次雨，一滴水都没有落下来。我竟然盼着它漏。
……
有个下午，雨下得格外大。
我从戏台回来得早，走到桥头就听见了她。
她去隔壁街给人量尺寸，出门时雨还小，回来时已经下大了。
十公分的细跟踩在积了水的石板上，脆声叫雨水糊住了，扑哧，扑哧，每一步都像从湿泥里拔出来，又碎又急。
我进门的时候，她正要再出门，说是去河对岸给一个老主顾送衣裳。
她在门口那只矮矮的竹凳上坐下来，把脚上那双浅灰色的高跟鞋脱下来。
脚上的肤色丝袜湿到了脚背，颜色深了一块。
那双鞋是小羊皮的，杏仁头，十公分，跟细得只有筷子头粗，跟尖包着一圈金属边，她平日走石板路，嗒嗒的脆响就是从这圈边上来的。
她从门后的木架上取下一双黑面的布鞋，换上。
那双布鞋很旧了，鞋面洗得发白，鞋底纳得厚厚的，针脚细细密密。
她把脚伸进去，拉了拉鞋帮，又站起来跺了跺，然后弯下腰，拿起那双高跟鞋，用一块软布把鞋面上的水汽擦干净，连跟尖上那圈金属边都擦到了。
“每次下雨都这样？”我问。
“嗯，”她把鞋子并在一起，鞋尖对齐，“石板路滑，高跟鞋走不稳。淋了雨，皮面也要坏。”
“那为什么还要穿？”
她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
“喜欢。”她说。
就两个字。说完她低头笑了笑，耳根红了，没打算再解释。
“鞋盒在楼梯底下，”她说，“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我走到楼梯底下，弯腰往那个三角形的储物间里摸。
里面堆着几只纸盒，我认出一只浅灰色的鞋盒，抽出来，打开。
盒子里垫着一层白色的薄纸，纸已经发黄了。
我把纸掀开，想看看里面是不是空的。
盒子底下，还躺着一双鞋。
很小的一双，两根手指就能捏起来。
是布鞋，鞋头上绣着两只老虎的脑袋，黄色的老虎，黑色的花纹，两只圆圆的眼睛，用的是亮晶晶的黑色玻璃珠子。
鞋底纳得极密，摸上去硬邦邦的，一点都没有穿过的痕迹。
我捧着那双小鞋，从楼梯底下走出来。
她看见了，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定住了。
“这是……”
“你两岁那年做的。”她轻声说。
她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双小鞋，托在掌心里，用拇指摸了摸老虎的眼睛。
“那年想跟信一起寄过去，”她说，“走到邮局门口，又拿回来了。”
“为什么又拿回来了？”
她没有回答。
她把那双小鞋放回鞋盒的底层，铺好那张发黄的薄纸，又把那双浅灰色的细高跟鞋放上去，盖好盒盖，双手捧着递给我。
“放回去吧。”
我接过鞋盒，指尖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
我抱着那只鞋盒走回楼梯底下，弯腰放进去的时候，听见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然后是油纸伞撑开的那一声“噗”。
她出门了。
布鞋踩在湿石板上没有声音。
我听惯了门外那一声嗒，这回什么也没听见，等我回过头，她已经走远了。
我在楼梯底下蹲了半晌，才站起来。
……
雨停的那个傍晚，我们一起去了渡口。
是我提议的。我说想去看看桐溪的渡口，她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老渡口在镇子的西头，离铺子不远，走过两座桥就到了。
说是渡口，其实就是一段伸进河里的石阶，十几级，被水泡得发黑，最底下几级常年没在水里，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
石阶顶上有一棵很老的香樟树，树冠撑开来，罩住了半个渡口。
对岸也有一模一样的石阶，两边隔着一条宽宽的河，河水是绿的，又深又静。
一条乌篷船靠在石阶下面，随着水波一起一伏。
我认出了船上的人，是哑伯。他坐在船头，正低头卷着一支烟。
“要不要坐船过去？”我回头问她，“到对岸转一圈。”
她站在石阶的最上面一级，没有往下走。
她的脸白了。夕阳把她那件月白的旗袍照得发黄，脸上却一点血色也没有。
“我不会游泳。”她说。
她说得很轻，怕河听见似的。说完就把眼睛挪开了，看树，看对岸的屋顶，看天上的晚霞，就是不看水。
“坐船不用游泳，”我说，“哑伯摆了一辈子渡，稳得很。”
“我知道。”她说，还是没有往下走，“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我没有去。
我走回最上面一级石阶，在她身边站着。
她的手垂在身侧，攥着旗袍的一角，攥得布料都皱了。
我想去握她的手，没敢，就那么站着，陪她看晚霞暗下去。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回去吧。”
我说好。
……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渡口。一个人。
我去，一半是因为她站在石阶顶上那副样子：离水还有十几级，人却往后缩，像水会伸手上来拽她。
另一半是因为我自己。
我从小就怕水，怕得没有道理。
在澜城的时候，同事们约去游泳，我从来不去，每次站在泳池边上，闻到那股水的气味，我的心就会突突地跳，跳得手脚发软。
我总觉得，那个梦里的水，就是这个颜色的。
哑伯还在。
他的船靠在石阶下，船头挂着一盏马灯，昏黄的光落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
他坐在马灯底下，手里捏着一截炭笔，正在一张烟盒纸上画着什么。
我走下几级石阶，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蹲下来。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他放下炭笔，一眨不眨地打量我。马灯照着他的脸，皱纹很深。
他忽然从船舱里摸出一只生了锈的铁皮饼干盒，打开，在里面翻了一阵，抽出一张烟盒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借着马灯的光一看。
纸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起了毛，上面是炭笔画的，线条又粗又歪。
我认出了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桥边有几级台阶。
河里有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和两只手露在水面上，两只手托着一个很小的东西。
我还没有看清，那两只手是在往上举，还是在往下按……
“渡渡？”
身后传来她的声音。
我回过头。她站在石阶顶上，手里提着一盏小灯笼，脚上趿着那双黑面布鞋。灯笼的光照着她的脸，脸上很慌，像是已经找了好几处。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我再转回头的时候，那张烟盒纸已经不在我手里了。
哑伯把它抽了回去，飞快地塞进铁皮盒子里，盖上盖子，塞进船舱最里面。
他低着头，重新拿起那截炭笔，假装在烟盒纸上画着什么，再也不肯看我一眼。
我张了张嘴，想问他，又不知道该怎么问。我问了，他也答不出来。
“渡渡，”她又唤了一声，声音发抖，“回家吧。”
我站起来，往石阶上走。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把灯笼换到另一只手里，空出来的手拉住了我的袖口。
就拉着袖口，没有碰到我的手。
一直拉到家门口，她才松开。
……
那天夜里，我在阁楼上翻开了冯工给我的那份危房鉴定报告。
我一直没有认真读它。
我想先用自己的眼睛把戏台看一遍，再去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现在这十来天的测绘数据都整理出来了，我摊在床上，对着看。
报告是一家叫“鹭汀恒信工程检测”的公司出的，写得很专业，术语一个不少，结论很清楚：戏台主体结构严重损坏，西北角金柱、东南角檐柱糟朽严重，柱心空洞率超过百分之四十；藻井整体下沉十二厘米，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建议拆除重建。
我把这几行字读了三遍，然后翻出我自己的记录。
西北角金柱，我敲过，声音是实的。
东南角檐柱，我也敲过，还用阻力仪打过两个孔，木芯完好，一点空洞都没有。
藻井，我用全站仪测了八个点，最大的偏差是四毫米，在正常范围以内。
不是十二厘米。是四毫米。
我又往后翻，翻到报告后面附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西北角金柱底部糟朽情况”，柱子底下垫着一块石头柱础，柱础上雕着一圈莲花瓣。
我盯着那张照片，背上慢慢凉了。
这座戏台的柱础，我每一块都量过，画过。一共十六块，全是素面的鼓墩，圆滚滚的，什么花纹都没有。
没有一块是莲花的。
这张照片上的柱子，根本不是这座戏台的。
我把报告的那一页拍了下来，又把我自己的测绘记录和柱础的照片拍了下来，一起发给了冯工。发完，我坐在床上，攥着手机，一直等着。
快到半夜的时候，冯工回了一条消息，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先别声张。资料备份好，原件收好。”
我关掉手机，躺下来。
窗外又下雨了。楼下那盏灯还亮着，地板缝里漏上来的光，又在斜屋顶上画出了那几道金线。
我想起那张烟盒纸。想起水里那个人举着的两只手，和手里那个小东西。
我想起她站在石阶顶上，说“我不会游泳”的样子。
楼下传来很轻的一声：“渡渡，晚安。”
自从量体那晚以后，她这是头一回又说这句话。
“晚安。”我对着屋顶上那几道光说。